健康教育的“常青树”

发布时间:2017-09-19 13:58

本协会特约撰稿人  《健康报》上海首席记者 胡德荣


编者按   在中国健康教育界,有一人人皆知的说法:南有楊秉辉,北有洪昭光。这是人们对健康教育大师们的尊称和崇敬。当下,人们吃饱喝足之后,更多关注的是:你吃对了的吗?喝对了吗?特别是当健康传播知识泥沙俱下之时,究竟听谁的?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带你走进当代健康教育大师的心灵世界,聆听他们的心声。今天的出镜人物是“感动华夏健康教育人”之楊秉辉教授。


杨秉辉,男,1938年8月15日生,江苏省镇江市人,我国著名的健康教育学家、画家。临床医疗专业、196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1993年10月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任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院院长20年。内科学教授。中华医学会全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肝病学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理事、上海市抗癌协会常务理事。


他从医50多年、进行肝癌症研究40多年、授教全科医生20多年,开创中国广播节目以专业人员为业余主持人之先河,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医学和文学有机结合的医学科普纪实小说,曾两次获得国家科委、科技部和中宣部授予的“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他就是受广大民众拥戴的健康教育学家、医学家杨秉辉教授。

 

杨秉辉健康教育的一棵“常青树”

 

原来健康也是讲逻辑的在今年720日的上海书展上,一本被誉为来自资深医学大咖杨秉辉教授的健康修炼指南——《健康逻辑卖火了。

这本能让读者愉快阅读的医学科普书,对于一些大众耳熟能详的健康知识杨秉辉教授用浅明易懂的语言给出了它们背后的生理学原理;又将流于表面的口口相传、真假难辨的说法,变成了具体的、有指导性的知识,并对不少误传的说法予以了澄清。

 

 “那位病人指着我说:我就要这个老医生看

 

1952年的时候,杨秉辉读初中二年级,一次去上海市福州路与河南路交叉路口的张去病医师诊所拍了X光片后,被检查出患了肺结核。这种俗称为痨病的肺结核在当时是死亡率很高的病,家人非常害怕,小时候看鲁迅先生写的《》,里面的小孩就是因为得了肺结核,吃了愚昧的父亲给他蘸着人血的馒头……杨秉辉恐惧了。

杨秉辉虽然认识摄片报告上的“浸润性病变”“干酪样病灶”等字样,但是却不懂是什么意思。而且还觉得很奇怪:“灶”是烧饭用的,肺里怎么会有“病灶”?等到拿了片子去看肺痨科专家刁友道博士时,杨秉辉便问:“请问什么叫作干酪样病灶?”

估计刁博士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小毛孩会来问他这么个问题,便说:“小孩子问这个做什么?拿我开的药方配药去,毛病会好的。”“刁博士到底是个有学问的人,虽然没有给我解释什么叫作‘干酪样病灶’,但他的话还是给了我鼓励,给了我信心。”杨秉辉回忆说。

“恰巧,那时国内刚引进了一种新的有效的治疗肺结核的药,叫做异烟肼,商品名叫雷米封现在这种药仍作为肺结核有效的治疗药在使用。因为这个药,我的病很快就好了当时,我觉得医学好神奇,大家口中这么恐怖的要死人的病症,因为一颗小小的药丸就轻松治愈了,我对医学产生了崇敬之情。

1957年,杨秉辉高中快毕业了,考大学要先定志愿,他和父亲商量此事,“说很想学画画,但父亲担心学画除非以后成大名家,不然卖画不容易,如此将受制于人”。“最后我提出学医科吧,父亲套用了一句老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来表示赞成。”

1962年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在中山医院做内科医生,总算基本上弄懂了这个‘干酪样病灶’。在门诊给人看病时,我总愿意多花几分钟时间,为病人多作些解释,也不忘记适时给病人以鼓励,不料颇受病人欢迎。”

杨秉辉还告诉记者:“在中山医院内科曾流传着一个调侃我的笑话,说我刚毕业便成了‘老医生’。”事情的原委是:杨秉辉被派去门诊工作时,内科主任唯恐这些年轻医生经验不足,处理病人或有疑难,就特地派了一位高年资的医生随诊在侧,以方便年轻医生随时请教。“有一天,资历比我高3年的刘厚钰医生和我们一起出门诊,刘医生见我诊台上待诊的病历卡过多,为减轻我的负担,取了几份过去由他自诊。没想到,有一位病人不愿意。大概是我长相显得有些‘老气’,而刘医生又生得特别‘后生’的缘故吧,那位病人指着我说:我就要这个老医生看。因此便有了这么个笑话。”杨秉辉说着自己也愉快地笑了。

为病人多花几分钟进行沟通和解释,从而导致诊台上的待诊病历卡多了起来,这大概是杨秉辉开始普及医学知识、和谐医患关系的萌芽状态吧。

 

 “农村广播站、工厂黑板报可以用来劝告民众接受肝癌检查

 

杨秉辉说,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他专注于肝癌的临床研究。接着,由于当时正处于我们国家“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门诊,也什么可研究的,于是我们就到农村去巡回医疗。有了甲胎蛋白检查的方法,我们就到江苏启东给农民做甲胎蛋白的检查,结果发现了很多例早期肝癌病人,劝他们尽快动手术,他们却不相信。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肝癌病人都是眼睛发黄,腹腔积水这样症状的,而他们能吃能喝,能干活,不相信我们的检查结果。

“他们甚至不愿提到‘肝癌’这个病名,称之为‘老们子’(老东西、老家伙之意)。我们去‘普查’,他们便逃避,甚至抵触,认为我们在咒他生‘老们子’,即使被查出甲胎蛋白为阳性,他们也不相信能吃饭、能干活的人可能已经生了肝癌;劝他们接受手术治疗,他们认为肝脏是‘血库’,一旦做手术必定会大出血而死亡。”   

杨秉辉说:“据我们的观察,还真有些查出甲胎蛋白阳性而拒绝进一步诊断、治疗的病人在平均约8个月后,先后出现肝癌症状,最终因错过最佳治疗时期而死亡。”

“当时我们采用手指尖末梢血,约一两滴,作血凝法检测甲胎蛋白,便可诊断出早期肝癌,若能手术切除,这样一种严重的疾病便有可能被治愈。这种科技不可谓不先进,但若病人不理解、不配合,再先进的科技也是枉然。这使我深深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应该普及,为人服务的医学科技更应该向民众普及。”杨秉辉加重语气告诉记者。

于是我逐步地涉及科学普及领域。时值‘文化大革命’,能利用的传媒很少,农村,村民们不信我说的,我就村里公社广播站,用大喇叭宣传,算是强迫视听吧,告诉村民们一定要抓紧肝癌的早期治疗,给他们讲医学知识。这是我最早的朴素的大众健康教育。工厂利用黑板报来宣传肝癌的防治知识连写带画,刚好把我小时候对绘画的爱好发挥了。

对接受肝癌检查,查出甲胎蛋白阳性的病人,告诉他们此病早期可治,甚至可以治愈。

杨秉辉还说,记得上海一家大型工厂的一位朱姓的工人,经我们检查,查出甲胎蛋白为阳性,被安排入院接受进一步诊治。这位工人由于心中恐惧,竟不辞而别,躲到老家去了。“得知这一情况后,因那时电讯不发达,我便给他写信,向他普及‘早期肝癌可治’的知识,劝他来院治疗。大约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给他写了四封信,最终说服他来到了医院。这位病人做了手术,切除了肝癌,很快恢复了健康。他逢人便说:‘杨医生十八道金牌把我的命招回来了。’这自然是出自内心的感激之词,其实我的‘金牌’就是医学科学知识的普及。后来这位工人一直工作到退休,退休后又在家乡江苏丹阳地方办了个小工厂,据说还发了点小财。”

“我从事医学科学普及工作,实在是源于工作中的切身体会。不过自那以后,这‘科普’确实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我觉得向民众普及医学知识是医生应尽之责。”杨秉辉深有体会地说。

 

 “我是开中国广播节目以专业人员为业余主持人的先河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海市《科学大众》《科学生活》《大众医学》等科普杂志逐渐复刊。“我找到了更有效地传播医学知识的媒体,努力向这些杂志投稿。我记得有一篇《肝癌的早期发现》是1975年在《科学大众》上发表的,在那篇文章中我提醒患过乙型肝炎的人应该主动定期到医院验血检查甲胎蛋白;《谈谈链霉素的耳毒性》一文1977年在《科学大众》上发表后还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诉说耳聋的痛苦、询问治疗的方法,这更使我感受到媒体的力量和医生的责任。”

“更让我有幸的是198441日,第一次作为《医药顾问》节目主持人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讲,讲题是‘什么叫作HAA’。HAA即肝炎相关抗原,是当时医学界对乙肝病毒抗原抗体的统称,一般民众对此十分生疏,而且有许多误解。我选择此题播讲,固然由于这是我熟悉的话题,同时也出于听众的需要。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反映良好,从此我开始了持续20年的电台医药节目业余主持人的工作。”杨秉辉说。

那时的《医药顾问》节目采用录播形式,每周两个讲题,每个讲题播两次,每周共播4次,每次15分钟。讲题选自听众来信,由编辑选定话题,让杨秉辉播讲。“后来他们索性将听众来信交给我阅读,由我从中选取有普遍意义的讲题播讲。听众来信大多是询问疾病诊疗的,对于那些没有被选为讲题播讲的来信,我既然读了信,便提笔做一答复。信写好后,我怕耽误了时间,便利用医院的公共邮资发了出去。好在医院医务科原本就有回答群众来信的工作,因此从未计较此事。”

后来,《医药顾问》节目改称为《名医坐堂》,从录播改为直播。直播就是不事先录音,在播音间直接播出,并接受听众的电话咨询。《名医坐堂》节目因讲述内容多为常见疾病的防治问题,而且有专家通过电波答疑,很受听众欢迎。据电台调查,收听率常居各档节目之首,所以播出时间也一再增加,最长时长达1小时50分钟。

“记得有一次,一位素未谋面的病人写信给我,说他是在上海务工的江苏籍人士,一次返乡途中,在十六铺轮船码头候船时听到我在广播中说:便血的人应作直肠指检,以免疏漏了直肠癌的可能性。他说:其时他正有便血的症状,原以为是痔疮发作,并未介意。当时听我说得有理,便退船票,到医院一查,果然是直肠癌,不过尚在早期,手术切除后已经康复,特地写信致谢云云。信写得质朴无华,但是却给人深深的启发:医学知识的普及真是太重要了。”

杨秉辉还说:“我乘出租车,因为司机们开车时经常收听广播,所以有的司机竟能从我的声音中听出:你就是电台里的杨医生吧?有一次,一位司机对我说,你讲的东西对我们民众来说真是太重要了,真谢谢你啊。他甚至执意不收我的车费,令我十分感动。为民众做点好事,民众是不会忘记你的。做人做到这个份儿上,夫复何求。”

节目开播不久,杨秉辉19849月被任命为中山医院副院长,主管医院的医疗工作。杨秉辉每次去电台录音,因觉得这不是医院的公务,所以也不用医院公车,而是骑自行车前往。有一次被公交车撞了一下,还受了点轻伤。

在医院里的工作是治病救人,在电台做医药节目主持人,告诉广大听众如何防病治病,也是治病救人,而且大大地扩展了受益面。医院里能接触到的仅仅是那些已经生了病的人,至多还有他们的家属;而电台的工作面对的是千千万万的听众,使他们增加了防病治病的知识,必定在不经意的情况下避免了许多疾病的发生或是促进了病体的康复。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持电台节目带给广大民众实际的好处,胜过我作为一名医生在医院给人看病。杨秉辉还这样告诉记者。

以专业人员担任相关节目业余主持人的做法据说始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而在各类专业节目中又以医药节目为最早。杨秉辉说:“如确实如此,那么我也可算是开中国广播节目以专业人员为业余主持人的先河了。”直到到2006年,杨秉辉才结束了20余年的在电台做业余节目主持人的工作。“不过,关于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的工作我仍在努力地做着,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

 

“我从1993年起将全科医学引申到了健康教育领域”

 

“如果说下农村用大喇、上工厂用黑板报这样的方式来宣传医学科普知识是我最早的朴素的大众健康教育的话,那么从1993我在中山医院建立了全科医学科,意味着将全科医学引申到了健康教育领域。

杨秉辉全科医生在很多西方国家被称为家庭医生,在我们国家其实社区医生应该是一个全科医生的角色。上海中山医院是一家集医疗、研究、教育于一身的医院,有这个责任与义务培养更多为基层服务的医生。人们都说看病难、看病贵,如果我们的社区医生都是很好的全科医生,你打个电话或者走三五步路就可以在街道、里弄里看病,看病还难吗?大医院里的医生多是专科医生,你一个肚子痛之类的症状,他不知道病因是出自哪里,必须作各种各样复杂的检查,比如CT之类,这些都是昂贵的。如果你是一个全科医生,对肚子痛这一症状的病因有基础的认识,知道可能是哪些病引起,就免去了做各种复杂的检查,这样看病还会贵吗?

医学的最终目标不是治病,而是促进健康。这就是全科医学的重要性。中国在医学专科领域有很多的专家,但是我们少了肚子痛专家感冒发烧专家。防微杜渐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到一发不可收拾了,才扔给专家。

40余年来杨秉辉成了医学科普、健康教育的积极倡导者,撰写科普文章近千篇,走进社区开设讲座600余场作为中央文明办、卫生部特聘的全国著名健康教育专家――即“首席专家”――即“首席专家”杨秉辉教授做客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省公共卫生健康大讲堂,给杭州市民上了“健康从何而来”的生动一课,很受居民欢迎

杨秉辉说:健康无小事,可是我们讲健康重要的是要把握健康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把健康的金钥匙握在自己的手中。他希望通过讲座把相关内容告诉广大的市民,把健康与生活、饮食、甚至娱乐结合起来,尽可能贴近生活,让大家听了讲座就能派上用场。

杨秉辉再三强调:“本人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从事肝癌早期发现的研究工作,至今40多年,深感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癌症问题的解决还需从预防入手。早期肝癌往往没有任何症状,它就像是一个隐匿的杀手,在悄无声息中吞噬人们的健康躯体。

杨秉辉教授告诉们,要想做到肝癌早期发现,就需要首先确定肝癌的高危对象。什么是肝癌的高危对象呢?他指出,40岁以上慢性乙肝、丙肝感染者、包括未得过肝炎的感染者或者携带者(即无明显症状者),尤其是男性,是罹患肝癌的高危对象。观察研究发现,男性肝癌患者5倍于女性,这可能是女性的雌性激素对肝部的致癌物质有抵抗作用,而男性缺乏这个天然优势。

建议高危人群应该每半年作一次检测。通过检测的方法,作甲胎蛋白(即AFP)检测,再加上“B超”即超声波检测,就可以在病人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检测出是否患上早期肝癌。

至于为什么要每半年而不是一年检测一次呢?因为发展很快,8个月就可能达到中晚期,半年检测一次可以及时在早期发现。早期肝癌多数可以手术切除,术后5年以上生存率达729%,多数可以长期存活。杨秉辉如是说。

 

 “这是我国第一部医学与文学有机结合的医学科普纪实小说

 

“我数十年来热心于医学科学之普及,也撰写了不少医学科普文章,虽力求通俗易懂,但终觉较为生硬。近年来开始尝试写些二三千、三四千字的把严谨的医学知识融进小说的人物、事件中的短篇小说:《王家姆妈看毛病》《诸老先生绝处逢生》《两代老码头的病》等等。杨秉辉说。

收入24篇短篇医疗科普小说而积集出版、并挑选其中一篇篇名为书名的《财务科长范得”》便是一本。其内容都是医疗相关事情。如:治疗脂肪肝主要在于改善生活行为;慢性病日常的随诊可以在社区诊所由全科医生处理;医疗有一定的程式,越过这些陈式有导致误诊的危险:病人应该充分地表述自己的感受,医生应注意病人的诉说;诊断应由医生检查确定,病人先入为主的想法可能影响医生的诊断;保健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病;小心医托骗人钱财等。

杨秉辉说:“这短篇的医学科普小说的特点以医疗事件为核心内容其事件的主体情节都是我数十年行医的亲历之事,少数虽非亲历,亦亲见、亲闻。而且我还在每篇文末短文,名杨医生曰,意在阐明此篇文字之要旨,有提醒目之

“如我在《财务科长范得这篇短篇小说的杨医生曰’里这么说:‘直肠癌每每以便血为首先出现之症状,这就造成了与另一个颇为常见的疾病——,有极其相像的症状,因此极易误诊。一般的误诊责任多在医生,但这种误诊却多缘于病人,因病人多以为是疮发作而不及时就诊。直肠癌诊断不难,医生只需以手深入直肠,所谓举手之劳,便可发现。当然直肠癌亦可同时伴有,有者亦可再患直肠癌,以‘一元论’解释出血之原因便会遗漏直肠癌的诊断,而至延误了治疗。”

有读者来信说:《财务科长范得”》这本短篇小说集所述各篇涉及的均为典型的看病案例,将医院中发生的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小故事展现得活灵括现,使我们得很轻松,同时也产生共鸣。

有了撰写短篇小说的基础,杨秉辉开始尝试写长篇小说了。20166月里一部20多万字的医学科普纪实小说《祺东的黄兴家医生》出版了。

  《祺东的黄兴家医生》真实讲述了清末以来祺东黄姓家族几代人深受肝病困扰的百年生活变迁史,这一家族从尘封的历史沧桑中走来,烙刻着中国不同时代的印记,而主人公黄兴家医生平凡质朴,真实而感人。他对医学事业的至诚奉献,对医学研究的艰辛探索,推动着现代医学的进步。

杨秉辉说:“书稿前后花了9个多月时间完成了。我将所知道的乙肝相关疾病知识嵌入书中黄氏家族的百年兴衰史中,指望读者在了解自清末至今中国南方农村地区发展的一个侧面的同时,也获悉并了解一些关于肝病的医学科学知识,这就是我的愿望。”

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总经理王德耀在《祺东的黄兴家医生》“序言”中说:“确切地说,这是我国第一部医学和文学有机结合的医学科普纪实小说。它不同于常态性的科普读物,仅限于医学知识的介绍和宣传;也不同于文学科幻作品,存在过多的故事虚构和渲染;还不同于纪实文学,过多关注疾病的现实存在和发展。它开创了一个医学科普的新形式,把富于理性的、严谨的医学知识融进小说之中,与小说中的人物、事件有机结合,从而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也更好地达到宣传医学科学知识、传播医学文化的作用。

王德耀还说:“该书也可视为作者杨秉辉教授肝病研究工作另一种形式的回顾和总结,其中很多防治技术都是他亲自参与和设计的。书中关于肝病防治的医学知识系统而缜密,逻辑联系清晰又易懂。

 

 

 

“这辈子我靠的就是‘己百己千精神

 

 者:杨老师,您对目前还流行的“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养生秘笈怎么看?

杨秉辉:如果我们还生活在依赖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挣饭吃而食物偏偏又不够充足的年代养生秘笈无疑是最有意义的小建议,能帮助人们合理安排一日三餐。但在今天的现代社会,劳动强度改变了,饮食习惯也随之调整。有夜间锻炼或继续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们,上床前最好适量吃点东西中老年朋友上床前一杯乳清蛋白奶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者:包括《生活行为与健康》这本书,您写了很多这方面的科普书和文章,您自己的生活行为又是怎样的呢?

杨秉辉:世界卫生组织强调通过合理的饮食、戒烟、限酒及适当的运动这四种生活行为来预防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这四类慢性疾病。

我的生活行为就是积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等身体亮红灯了,才补救。我从来不抽烟不喝酒,最喜欢的运动是跑步和游泳。我的生活里唯一要给健康打点欠条的是睡眠,因为晚上经常东西,自然睡眠时间就少了。

 

 者:杨老师,您给人儒雅、谦逊朴实、平和的感觉。请问您的座右铭是什么?

杨秉辉:我的座右铭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句话出自《中庸》还说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意思是别人下一个功夫,你下上百个功夫,别人下十个功夫,你下上千个功夫,尽管人的资质,体力是不一样的,有强有弱,但有了这种己百己千的精神,也就功到自然成了。这辈子我在医教研、健康教育取得的成绩,靠的就是这种精神。

 

 记者手记

 

“健康是要主动积极争取的”

 

记者在我国著名健康教育学家、医学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院长杨秉辉教授的办公室里采访有过三次,收获颇丰。

第一次是因他率先提出照顾型医学,然后采写了杨秉辉:医学从治愈走向照顾》。认为,无法治愈不等于不需要治疗。不管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还是老年退行性疾病皆需要治疗,治疗的目标应该是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健康的寿命。而这一切很明显不是力求治愈的医学之所能,需要的是长期的、几乎是终身的医学照顾,即照顾型医学服务。

第二次采访是在他跟着旅行团赴东欧游玩了半个多月,并满载着48幅新鲜出炉的原创钢笔写生画回国之后,采写了杨秉辉:钢笔画里的生命脉搏》。看来,面对大好河山作钢笔画写生,既可以陶冶性情,也是一种特别的心理疏泄。他呼唤医生最好能有些文艺方面的爱好,一方面是为了人性之丰满,另一方面是为了藉慰心灵、安抚精神、舒缓压力,给病人以充分的理解、安慰信任

第三次采访也就是这次,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里,记者沉浸在他娓娓道来的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的氛围中,记录了他以五十年临床经验、四十年癌症研究、二十年全科医生的姿态,矢志不渝地热心于医学科普的健康教育故事,并迅速地在采访本上写下了《杨秉辉健康教育的一棵“常青树”》这个标题。

即将80岁高龄的杨秉辉教授依然精神矍铄温文尔雅,聆听他富有磁性且醇厚的话语,采访简直成了一种特别的享受。尤其是他说的医学的最终目标不是治病,而是促进健康”、

健康是要主动积极争取的”,深深地映在了记者的脑海里。

 

 杨秉辉小传

 

1938815日生,江苏省镇江市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院长20年。

曾主持国家科委“八五”科技攻关课题,负责编写我国“肝癌筛查的技术方案”,是我国肝癌筛查工作的主要开创者之一。1985年因“小肝癌的诊断和治疗”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01年因“肝癌二级预防的评价”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多项奖励。近20年来积极推进全科医学在我国的发展,并热心医学科学普及与健康教育工与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工作。曾任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等职。曾两次获国家科技部、中宣部、精神文明委“全国优秀科普工作者”光荣称号。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临床医学评议组召集人,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全科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上海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等职。主编《肝胆肿瘤学》、《原发性肝癌的研究与进展》、《现代内科学进展》、《全科医学概论》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

上海市大众科学奖“科普杰出人物奖”两次被科技部评为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1972年起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医学科普文章,至今总数逾千篇;自1982年起开始出版科普著作,至今创作与主编医学科普著作52册,近年並开创小说形式的医学科普,已出版短篇医学小说集与长篇医学记实小说各一册,第二本短篇医学小说集已在出版中。所创作《首席专家谈健康的生活方式》一书于200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著作)二等奖。主编中华医学会科普刋物《健康世界》、以及《健康促进》等医学科普刋物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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